评论丨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土地财政

（原标题：评论丨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土地财政）

现代增长与传统增长

土地财政之所以争议巨大，是因为争论参与者所依托的理论框架不同。为此，有必要先建立一个统一的增长理论，然后把土地财政放到这一框架中进行讨论。

为了解释增长，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商业模式开始。

任何商业模式，无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要服从一个最基本的会计恒等式，收益-成本=剩余。所谓的宏观经济就是所有商业模式加总，就是总收益-总成本=总剩余。

按照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现在的增长建立在过去的增长基础上。我把增长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型增长阶段，第二个是运营型增长阶段。

所谓资本型增长阶段，就是资本收入-资本支出=资本剩余。这个公式中的第一项资本收入和土地财政关系特别大。第二项是资本支出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是一次性的投资。如果融资100个亿，我们只花了90个亿，剩下10个亿就是资本剩余。但这个剩余其实是借的钱。

漫画-许文涛

所谓运营型增长阶段，以企业为例，是指建完厂房以后投入生产，企业获得收益。这个收益属于运营性收入，即现金流的收入。与运营性收入对应的是运营性支出（也称为现金流的支出或经常性支出）。

如何区分运营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以家庭为例，通过出租房屋获取房租就是运营性收入，而出售住房获得的收入是资本性收入，是一次性的收入。对政府来说，税收就是经常性的运营性收入，卖地则是一次性的资本性收入。

运营收入-运营支出=运营剩余。这个剩余才是我们真正挣的钱，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收益。

有了两阶段模型，我们就可以区分什么是现代增长，什么是传统增长。

按照两阶段模型，任何商业模式的启动，都必须拥有项目启动所必需的最低资本——原始资本。不同项目的差别在于，轻资产商业模式的原始资本门槛较低，而重资产商业模式的原始资本规模巨大。

现代增长和传统增长的最大差别，就是传统增长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剩余，而现代增长则不需要。现代增长是把自己未来收益的贴现变成启动资本。以上学为例，中国小孩要上大学，必须依靠父母的剩余，这就是传统增长；而美国的小孩上大学则不需要父母给钱，而是去银行贷款，抵押的是自己未来的收益，这就是现代增长。

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只能依靠农业的剩余；但在现代增长模式下，工业部门只需证明自己未来的收益是可靠的，就可以通过融资，绕过对农业部门剩余的依赖。只要能不断发现新的盈利模式，经济规模就会持续扩张。

能否把自己未来的收益贴现过来，这就是现代增长与传统增长之间的最大差别。哪个经济能够进入到金融阶段，就将进入现代经济。如果经济没进入到金融阶段，还是只能利用剩余的积累，那就是传统的增长。在传统增长理论里，增长必须要有剩余。传统经济学里，剩余对于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而在现代增长中，资本不再依赖剩余。

土地金融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原始资本不足的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化是靠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的剩余积累。重工业导向的战略，进一步恶化了资本不足的经济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加入与资本大国的分工，避开了工业化资本不足的难题，进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解释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要用到“资本-劳动镜像”假说：如果一个经济（比如美国）资本充裕，那么他的劳动力一定昂贵；反之，一个资本不足的经济（比如中国），劳动一定便宜。而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这就意味着，不存在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经济环境。如果把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在空间上分离，通过在廉价资本的美国和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分别运营，就可以实现整个产业链剩余的最大化。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利用了这种“全球化”，解决了资本不足这一制约中国工业化的最大瓶颈。

1994年以后，美国和中国两国在资本和劳动上的比较优势一下子超越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优势。此前转移到东南亚的大量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沿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崛起，进一步锁定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世界上“弱资本-强劳动”组合的经济很多，仅有这一条并不足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还必须跨越城市化的门槛。

所谓“城市”，就是一组公共产品（服务）的集合，像道路、管线、电力、教育、治安这类产品（服务）都是非常重的资产，需要一个叫“政府”的企业统一供给。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通过集体消费（税收）分摊公共服务的成本，使得城市里的每个商业模式得以轻资产运行。这就决定了“城市”必定是一个重资产，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多，资本需求量就越高。城市的资产越重，运营其上的企业（家庭）资产越轻。发达城市的资本密集程度，远超包括重工业在内的任何一个产业。巨量的资本，就是城市化启动最大的门槛。

正因如此，在解决资本获得之前，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实现大规模城市化。据估计，战国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是15.9%，西汉时是17.5%，历史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南宋为22%，到1984年我们才超过这个水平（23%）。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几千年来都在20%左右的天花板下？原因只有一个——缺少资本。由于信用不足，无法把城市未来的收益贴现过来作为原始资本，中国城市化不得不依靠非城市部门（主要是农业）的剩余，积累启动城市化的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历史性地突破资本不足的瓶颈，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以土地金融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使得中国城市化从传统增长进入现代增长。利用土地市场创造的信用，一举解决了城市化资本不足的问题，城市经济实现了正的循环积累。

土地金融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4年分税制、1998年“房改”、2003年土地招拍挂……一系列制度的完善，使得土地市场成为中国城市化启动资本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房地产从一开始就不是财政，而是金融。特别是由于商品房市场和经济适用房市场价格落差越来越大，为了防止市场间套利取消了保障房以后，住房市场就从以“住”为主，变为以“炒”为主。

现在大家对土地财政的批评，单独看，都是有道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金融支持了中国城市空前巨大的基础设施。

这里要澄清一个在经济学界广泛流行的谬误，就是公共投资会“挤出”民营投资。我们前面讲过，城市的公共服务是非常重的资产，非有巨大资本无法完成。政府做重资产投资（比如道路），不仅不会“挤出”民营资本，反而会为民营投资（比如汽车）创造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阿斯乔（ASCHAUER. D. A.）曾对美国1950-1988年的公共投资曲线的分析表明，在头20年的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是2.8%、私人资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资率3.8%；在随后公共投资的下降阶段，则分别降至1.4%、7.9%、3.1%。他的分析显示，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增加0.45美元。阿斯乔的研究证明：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升级的基础。不存在所谓的挤出民间资本式的增长关系。2）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是相互补充的。3）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

正是由于土地金融，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向基础设施、高科技、教育等公共领域大规模投资的资本。阿瑟·刘易斯曾经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增速超过3%时，资本一定不足，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向城市化增速低于3%的国家借钱。但中国的城市化打破了这个观察，在过去这二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增速远远超过3%，但中国是全世界外债负债率最低的国家。我们的资本是从土地金融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