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重建：富翁自掏腰包为何还被人抱怨？

（原标题：巴黎圣母院重建背后：富翁自掏腰包为何还被人抱怨？）

仅在大教堂失火48小时内，重建筹款已达近8.5亿欧元，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不少法国亿万富豪的慷慨解囊。不过法国富豪们为何如此踊跃捐款呢，除了善心之外，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驱动力？

上周，巴黎圣母院的一把火，牵动了全球民众的心。

在火烬仍未熄灭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已经巴黎圣母院前，通过电视转播向全体法国人民号召捐款，以重建这座拥有86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法国驻华大使黎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马克龙总统表示，要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对巴黎圣母院按原样进行修复。

黎想指出，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历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建筑，从中世纪就开始建设，早早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遗产。

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仅在大教堂失火48小时内，重建筹款已达近8.5亿欧元，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不少法国亿万富豪的慷慨解囊。

不过法国富豪们为何如此踊跃捐款呢，除了善心之外，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驱动力？

在文化领域的“国退民进”

火灾发生24小时内，法国前两大奢侈品集团路威酩轩（LVMH）和开云（Kering），以及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法国化妆品公司欧莱雅集团（L’Oreal）就共计捐款6亿欧元。

在当今政府预算紧缩、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民粹政治压力盛行的背景下，法国富商的迅速反应勾勒出欧洲政府与私人财富代表之间的特殊关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道，马克龙呼吁募捐而非直接由政府拨款出资进行重建，主要是受到预算与政体上的限制。

在法国学习生活过十余年的赵永升教授解释称：“一方面而言，法国现有的政治体系并不允许政府直接拨款，法国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小，要做什么不是总统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另一方面，法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没有那么多钱，更不可能把大量份额消耗在这方面。”

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2019年财政预算显示，在文化领域的计划支出为29.22亿欧元。而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法国政府用于宗教服务方面的支出（包括教堂的修缮等）占总支出的比例不到0.1%，在整个欧洲范围也处于较低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系苏雷曼教授（Ezra Suleiman）称：“通常如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但现在国家不能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因此私人领域不得不介入。”

而法国奢侈品行业几乎是充满自豪感和传承感的“法国制造”的代名词，拥有路威酩轩集团的阿诺特家族和拥有开云集团的皮诺特家族正是通过这些积聚了大量的财富。

阿诺特家族成员安托万（Antoine Arnault）就表示：“作为诸多法国名牌的持有者，我们感受到了责任。考虑到法国给予我们的，我们会在灾难发生时尽力回馈。”

事实上，募款修建巴黎圣母院只是欧洲政府将修复古迹的责任转嫁给私人企业的诸多案例之一。

2012年，预算拮据的意大利政府就批准奢侈皮具品牌托德斯（Tod’s）来出资2500万欧元来修复罗马斗兽场。

意大利珠宝品牌宝格丽（BVLGARI）在近年也一直援助着罗马卡拉卡拉浴场和西班牙阶梯的修复工作。

2016年，路威酩轩旗下的芬迪（Fendi）在罗马举办时装秀前，也出资250万欧元帮忙修复了拥有300年历史的著名许愿池特列维喷泉。而皮诺特家族也在不久前捐赠350万欧元用于修建法国作家雨果在根西岛的旧居上城公寓。

对此，英国高端奢侈品牌顾问公司Ortelli&Co创始人奥泰利（Mario Ortelli）认为，从品牌形象来讲，奢侈品牌乐于与作为人类宝藏的古迹建立联系。即使出重金也在所不惜。

捐款惹争议，背后另有所图？

苏雷曼介绍道，商界带头人活跃在艺术和慈善领域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前，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就在凡尔赛宫的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战后，洛克菲勒出资完成了法国凡尔赛宫屋顶翻新及其他昂贵的装修工作。上世纪60-80年代，法国籍商人范德坎普（Gerald Van der Kamp）在美国筹款重修了凡尔赛的镜厅和皇家卧室。

而相比在美国长期存在对私人慈善事业的激励，这种传统在欧洲国家中根基并不深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法国本土公司才逐渐接手了这种参与法国公共生活的角色。

譬如在1992年，路威酩轩集团宣布捐助数百万美元给凡尔赛宫进行修复工作。

事实上，法国政府也一直在鼓励各界进行慈善捐款。

2003年，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个人或企业在捐赠后可以拿到至少60％的减税比例。在意大利，企业或个人在文化领域进行捐赠可以获得65%的税收减免。

然而，在这样私人慈善事业并未深入民心的土壤中，当进行慈善捐赠可以从减税政策中获得丰厚的优待，就更容易引发对于企业动机的质疑。

那不勒斯大学艺术史系教授蒙塔纳利（Tomaso Montanari）就批评这种将公共投资私有化的行为称，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就宛如英国的撒切尔和布莱尔（注：两位英国首相的政策主张为通过私有化进行经济变革）。

不过，根据2018年英国华威大学与伯明翰大学的耗时四年的联合调查研究发现，减税与捐助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强。

报告作者之一的金伯利教授（Kimberley Scharf）称：“这表明人们在做慈善时往往受到纯粹的经济层面之外的因素驱使。例如，他们喜欢给予、或因为获得心理上的回报。”

但在当今民粹主义趋势高抬的环境下，也有不少欧洲民众将对文物古迹修复的大额捐赠行为解读为富人“何不食肉糜”的行为。

据外媒报道，在法国富豪大手笔捐赠后，部分法国民众对此忿忿不平。法国工会联合会（CGT）主席马丁内斯（Philippe Martinez）就称：“瞬间就捐出一两亿欧元，如果他们能够出资上亿重建巴黎圣母院，就不要再告诉我们他们没钱来解决社会上的紧急问题。”

这种说法出现在今天的法国并非奇事。从去年11月开始爆发的“黄背心运动”背后正是民众对法国政府取消“财富税”的不满，马克龙也因此而被称为“富人的总统”。

在部分民众的质疑和声讨中，捐款1亿欧元的皮诺特家族出面表示不会因此要求相应的减税：“对巴黎圣母院的捐款不会被用于减税。”

其后，阿诺特家族也称不会申请减税优惠，并回应质疑者称：“令人沮丧的是，在法国即使你的确在为集体的利益做事，也会收到批评。在其他国家这种行为将收到的是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