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型角度审视农民 土地和村庄的关系

（原标题：从转型角度审视农民、土地和村庄的关系）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原来是一个农村社会，农村社会的本质就是农民跟土地，跟村庄之间的联系。中国村庄是维系着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载体，有一系列的制度，包含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的那套机制。如何看整个中国未来的变化？就是要看农民跟土地的关系，要观察农民与村庄制度的关系。所谓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就是中国从原来的乡土社会转向城乡社会。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为57%。按照统计口径，只要在这个地方待6个月以上，这个人就算统计为这个城市的城市人口。这样多统计来将近2.7亿的人，实际并非享受与城里人同等公共服务和权利的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典型的稳态的城市化的社会，称之为“城乡中国”较为合适。这一结构革命，更像一场历史转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群离开村庄，以非农为生，并且可能不再会回到乡村。这样的一次转型具有不可逆性，不会再回到原来我们很多人留恋的那种以乡土为本的中国社会。

“乡土中国”，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农民被土地给绑着”。制度上是重农轻商，大量劳动力被吸纳在传统农业部门，农民在土地上过密的投入劳动，提高土地单产，但是劳动生产率却不高。这一结果就是经济史家所称的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一个劳动力生产增长的经济形态。

过去，我国要进行结构转变，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推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导向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依托乡土社会很快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代价是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和户籍制，把农民绑在土地上，捆在乡村。1952年农村劳动力约为劳动力总量83.5%，到1979年的时候仍然高达72.5%。改革开放之前整个农民进城的路几乎是被堵死的，直到推行家庭承包制，农民才开始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利用集体的土地，利用自己剩余的劳动力，搞农村工业化。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在农村内部的分工，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开始往非农转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1992年，中国工业的产值份额中国有经济1/3，乡镇企业1/3，外资1/3。到了1990年代末，东部沿海工业崛起，中国的结构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新生代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特征

中国工业化变成出口导向工业化，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迎来一轮新的高增长时期。

这个阶段农民开始卷入跨地区的流动，离土出村，城乡之间大门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打开了。每年1500多万人流入城市，真正开始发生了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伟大转型。但是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主要是为了比农业更高的收入，挣钱再回乡，我们也没有去主动设计一套让农民在城市落脚的制度。两个因素的结果是，第一代农民回乡、返农。

这一情况到了年轻一代农民那里发生了结构革命。年轻农民们基本上是以80后为主，首要特征就是跨省流动，父辈们有很多还在县域内找活干，年轻农民们基本上就是跨省。其次从劳动时间的分布来看，年轻农民基本上是城里工作。父辈尽管在外打工，但是亦农亦工，亦城亦乡，农忙的时候还会回乡。

其三，举家迁移，夫妻一起在外，孩子小学、初中基本上跟着家长一起在外面读书。跟父辈比较，年轻农民们对家庭的观念，对孩子教育的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四，年轻一代农民教育水平较高，基本上是高中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52年，而且教育程度越高就倾向于越往外走。

其五，就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父辈干苦活脏活，尤其是建筑业，但是许多年轻一代农民不从事建筑业了。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建筑业已经高度机械化。放宽一点视角看，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整个制造业的升级改造。

其六，汇款和消费变化。年轻农民只把30%的收入汇回农村，更多都花在城市消费里。而且其消费结构里，食品支出下降，住房支出大大上升。父辈们则会把60%的钱汇回农村，在城里基本上很少有消费。

同时，社会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父辈的婚姻特征是本乡本土，年轻农民已经完全跨区域了，同时离婚率也大幅度上升。社会保障也在发生变化，父辈主要是本地交社保，年轻农民基本在自己就业的地方交城市社保，基本融入当地社会。

所以年轻一代农民跟乡村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父辈跟村庄之前是水乳相融的关系，但年轻农民跟村庄疏离了。这个疏离表现在两点，首先年轻农民不会轻易让孩子回到乡村受教育，想尽办法都要在城里完成教育。其次年轻农民能在城市买房就在城市买房，基本上不回到农村盖房子。基于这两点判断，大部分年轻农民是不会回到乡村的。

人走以后不再回村，伴生的资本不再回到农村。这是我们考虑整个农村，考虑城市，考虑产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所以具体到公共政策设计，我觉得必须要考虑到三个纬度。

首先，不要指望所有年轻农民们再回去乡村，现在相关的农村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假设年轻农民会跟其父辈一样回到原来的乡村。我认为公共政策审慎调整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指望年轻农民再回去。目前将近2.7亿的人离开农村，他们或不会再从事农业。

第二，不要把年轻农民们当成城市的局外人，过去城市政府，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务，基本上把进城的农民工当做外人，年轻农民在公共政策里基本上是局外人。城市社保、医疗、养老、孩子的教育，几乎都和年轻农民都没有关系。目前年轻农民本身生活方式、价值观产生变化，已经和原先的公共政策设计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所以整个公共政策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待年轻农民们，而如何对待他们的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怎么样对待年轻农民跟农村的关系，第二，怎么对待年轻农民跟城市的关系。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革命

人口和土地松绑以后，中国的农业正在发生历史转型，这个农业转型的标志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发展不再靠土地单产的提高，转向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目前中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快速提升就是佐证。同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也开始变化，去年已经有35%的土地开始流转。流转加速以后，适度规模就开始扩大，多种经营主体开始进入。原来种地的主要是小农，家庭，现在有合作社，有公司，有股份社。农业的服务体系开始上升。这样我们整个农村的土地制度现在面临一场大的制度改革，从集体所有的土地，包给本村的村民以自耕为基础的制度，要转向以经营权为核心。

以经营权为核心的农地制度设计，几亿农民包地的权利怎么保障？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权利怎么保障？“把现在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分成承包权和经营权”，承包权就是原来集体组织成员包地的人，仍然还有一份。然后将这个权保住以后，经营权流转给其他经营主体。经营权可以转让，可以抵押，以解决资本进入问题。农业未来将比较有投资价值。

农业另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农业的功能和农业的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农业功能就是吃饭的功能，当前粮食概念发生很大变化，从原来数量转向质量，从原来的吃饱转向健康，从原来的单一化转向独特性，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不断增加。

随着农业革命带来的是乡村变换，乡村的价值和目标得以重生。乡村不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单位，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单位，乡村的宁静，纯朴，历史性都被重新重视。对于我们的公共政策而言就有一个“乡村现代化”的问题。

这次十九大报告中，三农政策从原来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转向乡村问题，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是一个跟城市平等的空间，乡村跟城市是共融的载体。乡村未来会成为下一轮公共政策转型的重点。未来，不同村庄可能会以不同路径发展。

一类是大部分乡村，不可能亡，但是不断衰败，所以这些村庄，公共政策主要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既包括基本设施投资，也包括农民基本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政策的重点。

另外是少部分村庄会复活，大致也这几类：有很好的历史和文化的记忆的乡村；能够提供独特性的、优质的、健康的这些产品的乡村；有好的带头人，可以带头引入资本的乡村；能够实现现代农业乡村。

城乡互动与融合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在我看来有一些地方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原来理解的城市化是所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土地资本劳动向城市集中。对农民而言进城就意味着脱离贫困，拥抱现代化。但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向。

首先一个变化是单向城市化开始转向城乡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再配置、再活跃。资本开始向乡村流动寻找机会。人也开始主动往乡村走，寻找乡村经济活动机会。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开始融合，土地要素开始发挥作用。

第二，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些区域，未来会形成相对集聚的都市圈。这次十九大报告里面明确提出城市群，当然也不可能所有地方都能成群，因为城市要素不可能全部都形成。一些城市群发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首位城市地位很高，房地产价格也很高，不太适合居住，产业也不好发展。

所以，中国未来会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现在还努力的京津冀，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群。这些地方未来会打破行政阻隔，形成都市圈内的城市、镇和村，三个体系的分工和专业化，这将是中国城市化重要的特征。

第三，制度安排从城乡统筹转向城乡融合。城乡融合核心解决的就是城乡两个空间发展权的问题。中央这几年大力提倡乡村的一二三产融合，农业跟旅游，跟服务业融合，预示着未来整个乡村产业不能仅仅窄化成传统的农业，乡村作为一个发展空间，支撑整个乡土文明，应该有自身的一些产业和发展机会。

乡村发展的核心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如何进入市场，这将是我们未来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问题。如果土地制度改革这一块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如果地方不放土地这个“发动机”，城乡差别就会继续存在，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 。

（根据刘守英教授在北大汇丰商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举办的宏观经济沙龙第四期演讲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