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会议的重要主题是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会议提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有两个。一是收入分配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二是全面压降民生领域的生活成本，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通过这两个实施路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提高广大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当前，“共同富裕”接力“全面小康”，成为社会民生领域的政策主旋律，作为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住房领域的定位和政策导向，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可谓举足轻重。
会议公告中，有一处内容涉及房地产，即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这一提法与过去一直强调的完善“两个体系”（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有明显的不同。但二者并没有矛盾，住房行业要健康发展，必须要完善两个体系，市场和保障两个体系要均衡；但就促进共同富裕而言，必须要更强调住房在保障民生、调节收入差距上的作用，打造面向共同富裕的新住房模式。
住房和房地产在保障民生、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是否拥有住房与能否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直接或间接挂钩，比如子女享受公办教育、社区服务、获取金融资源，甚至是社会认同；其次，根据权威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其占家庭总资产的59.1%。住房已成为居民家庭的主要资产。另外，决定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高低的一般认识中，绝不能撇开住房的因素。
因此，近期国家第一次明确了国家层面住房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也就是“三房”——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其中，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做好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保障，已成为“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这既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征途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是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时期，对于住房供应体系转型的必然要求。
近期，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发布的“十四五”住房发展规划中，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无一例外地取代了产权型的商品住房，作为未来新增住房供应的主体。其中，上海未来五年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供应占比达到62%；深圳新增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占比为60%；广州市新增保障性住房略大于商品住房，二者比例基本保持在1:1，加上租赁住房后的占比也超过50%。
保障性租赁住房被提到空前的高度，就在于它是针对新市民、年轻人的，而这部分人群占我国流动人口（3.76亿人）的大部分，他们在大城市顺利“扎根”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会议提出，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而进入城市的新市民、年轻人，恰恰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
以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2020年的月平均工资是4549元，新毕业大学生的平均工资也在这个水平，基本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水平。虽然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新市民和尚未落户的大学毕业生，仍面对“无形的墙”，即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无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因此，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变成真正的市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
宜居性好、配套完善、职住平衡、“租购同权”，“低租金、小户型”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新市民、年轻人“扎根”城市，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载体。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另一个渠道是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七普”数据显示，老年人口比想象得大，65岁及以上人口达1.9亿，60岁以上人口达2.7亿，这是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
目前，国家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十四五”改造3500万户，基本完成2000年以前建成的需改造的老旧小区改造，目的就是要通过“适老化”改造，补上公共服务短板，比如加装电梯、水电管气路网换新，让主要集中在老旧小区的老年人实现高质量的“老有所养”。近期，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主体思路就是以“微改造”推进旧改，重点是修缮公共服务设施，社会福利覆盖旧城区，本质上就是共同富裕。
会议提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性流动，但近年来“房产致富”“炒房发财”的观念盛行，早期进入城市的人群获得房价上涨的资产红利，有的家长对下一代（甚至下下代）房产购置的安排等等，对社会流动的畅通性造成冲击。8月18日，财政部在介绍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时指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当下，不动产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载体，亟待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助推中等收入群体扩面，畅通流动通道，促进共同富裕。不过，房产税政策和征收的影响面大，怎么处理好合理的资产收入和房产领域的过高收入、不合理收入需要精细化的政策制定。会议提出税收调节“提高精准性”也是应有之义。
会议提出，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因此，迈向共同富裕的住房新模式，重视保障供给、重视普惠服务，但须局限于“保基本”的范畴，激励受保障群体要抓住共同致富的政策机遇，攀登共同致富的阶梯，躬身于靠自己的勤劳和创新实现致富的目标。由此，还要壮大商品住房市场，给各地在财政补充、区域开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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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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