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洋房里的“短租房”，疫情后能否继续？

编者按：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在65万个城乡社区从事着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工作如何从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整合资源，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全面进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数据能否成为治理能力？未来如何做社会动员？邻里守望可持续吗？……自6月1日至5日，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栏目携手人民网上海频道、上海大调研、上观思想汇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面对突发事件”，五里桥、花木、虹桥、天平街道和吴泾镇率先交出答卷，为未来社区治理提供新方法。

位于衡复风貌保护区的天平路街道，面积2.69平方公里，梧桐树下藏着许多精致的老洋房，民宿文化也在这儿生根发芽。然而，也有一些“网红民宿”成了附近居民的“吐槽焦点”，野蛮改造、噪音扰民，还有消防、卫生等问题接踵而来。疫情爆发后，部分民宿被外籍人士租来当居家隔离点。民宿引起“民诉”，那么，天平街道辖区内的334户互联网短租房，要怎么破？该怎么管？

民宿何以引起“民诉”，让大家“心慌慌”

“老洋房的改造一直是天平街道老大难的问题，往往需要大刀阔斧地整修,和房子的结构、基地做斗争。”讨论会上，天平综治中心副主任黄宇刚谈到民宿引起“民诉”的一大问题在于安全隐患。

民宿还有一大问题是扰民。“我调研过很多的民宿，有的一群孩子要看足球赛，在家里不能闹腾，就租一个民宿。在民宿里吵闹，最后球输了还要发泄，在墙上涂鸦，涂完了第二天拜拜。”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天平街道法律顾问杨波指出当前民宿存在的另一个问题。

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也说：“有很多市民写信到市人大来，反映的第一问题就是扰民，有的老房子走路吱嘎吱嘎响的，你半夜里十二点钟回来我要不要睡；第二是居民担心有一个人住进来了，这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疫情期间大家对这个事情最关注，居民担心租房者是不是从哪个重点地区来的，搞得大家心慌慌。”许丽萍说。

这次疫情中，建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万莉娜说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当时有一个从德国来的小伙子从网上订了一间旧式里弄的短租房，作为居家隔离点。当时正严防境外输入，楼下几层邻居反应特别激烈，说什么也不让他进楼。由于当时没有明文限制民宿经营，我们只能前去跟居民做解释工作。最后，德国小伙子“里三层外三层”包好，防护服、口罩、鞋套、甚至雨衣，全副武装！在他上楼经过的煤卫公用区，做了非常细致的消毒工作。

“这个事情我记忆也很深刻，后来我们是居委会和平安办老师去跟居民做解释工作，一楼二楼的居民一家一家做工作，同意了理解了才罢休。从凌晨三四点一直忙到中午十一点。”天平街道平安办主任陈立明说。

都市民宿如何走出“野蛮”，走出“三难”

民宿在管理、安全、卫生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隐患，统一管理面临一定难度，即“三难”：房子难，人难、管查难。如何走出这“三难”，真正地实现都市民宿的优化管理呢？

天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华介绍，天平街道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就是为了解决“三难”问题。“我们这个小程序里有三个功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对房源进行一个风险评估；二是可以对入住租客扫码信息实时采集登记；三是人声核验，扫码以后手机里面有人脸识别，与之前输进去的身份信息进行比对，如果比对成功会直接由小程序发送房屋密码。

“要对民宿进行登记备案，对于不合格的房源他们会在这个小程序中点‘不同意’，就直接不能备案。“天平综治中心副主任黄宇刚举了个例子，在评估中目前有16套房屋通过风险评估，但有一套小巷的房子不合格。房主人把厨房外面的小天井搭成房屋，这存在安全隐患。”

黄晓春建议：“爱彼迎最早出来的特色是双向评价，现在很重要的商业模式就是评分，可以把评分作为重要的选择依据。这样，无论是房主还是房客，只要有不合规的行为，就会被市场自动淘汰。”

黄宇刚介绍，现在天平街道也有类似积分一样的制度，现在只要在半年之内收到三次及以上的投诉，经核查属实的，就会被认定为房源不适宜做民宿。

民宿行业成为新的市场热点，不过，中心城区民宿的界定却很模糊。对这些民宿，政府怎么定位？怎么管？

今年，许丽萍又提交了一份关于规范“市区民宿”管理的建议：开展城区民宿情况系统排摸，逐步构建底数清单。实施分类管理，设置刚性底线要求。鉴于中心城区居住密度大、新旧房屋结构类型差异大、房屋属性不同，如不设置底限要求，民宿扰民、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等会阻碍新业态的良性发展。

许丽萍还建议，依托互联网平台系统和基层自治，实施精细化管理。同时制定本市城区民宿管理的管理性文件，明确定义、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明晰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边界与协同机制，明晰管理责任主体。

老洋房里的网红民宿，能否继续？

讨论现场：天平街道邻里汇·66梧桐院 （王文娟/摄）

“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都市民宿发展速度很快，很多外国年轻朋友们过来更喜欢住民宿。”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驰说。

民宿爱好者韩羿洁说：“我比较喜欢体验新型居住方式，以前出去旅游选择住酒店，现在我们年轻人基本上都比较喜欢在爱彼迎APP上面订购民宿，比较有特色。”

然而，是否所有的建筑都可发展为都市民宿？作为旅游住宿行业的有效补充形式，是否对于老洋房里的民宿有什么门槛？

中心城区的民宿业态，是简单取缔关停，还是引导其规范发展？在许丽萍看来，这涉及城市管理者的理念，政府要积极引导，避免简单取缔、关停。她认为，简单的“堵”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民宿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传统的面对面租赁情况不同。许丽萍认为，

一方面政府监管要跟上；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应有行业自律，对平台上相关日租短租信息要负审核的责任；再加上物业、居委会以及居民自治，多方力量形成合力。

途家网政府合作副总裁朱建刚说：“对于民宿，我们其实更提倡的一个说法是‘共享住宿’，滴滴之类的共享经济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共享住宿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黄晓春教授认为，民宿问题不单有经济形态，本质上跟社区治理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居住在社区的人要考虑邻居，因为天天住在这里；但租住民宿的人作为一个“外来客”，会突然觉得很自由，有可能会大半夜看球赛之类。所以游客行为的个性化跟社区性就产生了冲突，我们需要一套好的治理模式解决这个问题。

“将来民宿发展下去，大概率需要强有力的社区支持体系和治理模式在后面支撑。” 黄晓春说：“天平街道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这样一套社区支持和社区治理模式。”（除署名外，图片均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