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中央已经明确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市场上围绕积极政策的讨论颇多，部分地区推出的重点项目投资清单，投资额加总高达几十万亿元，进一步炒热了基建、新基建等话题。
为了对冲疫情影响，是否要出台类似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如何实现更加灵活适度？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如何平衡物价、资产泡沫、政府债务压力等副作用？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立于2006年，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优秀研究力量，同时邀请其他知名研究机构的宏观经济专家，聚焦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研究和前沿性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及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要完成2020年既定经济社会目标，面对疫情冲击，各方专家均认为政策力度需要加大。但在政策着力点的选择上，各方观点存在分歧。
任泽平认为，有必要实施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刘元春则认为，疫情对经济影响如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推动经济秩序常态化运行，才是当务之急。
大规模基建之辩
近期，部分省份陆续公布其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除了制造业等产业项目，基建项目是重要组成部分，这本是各地政府常规动作之一。受疫情影响，部分省份还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医院、公共卫生等补短板项目。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会议明确提到，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上述部分地区的项目投资总额达超过20万亿。加上中央对新基建的强调，一时间围绕基建、新基建的市场讨论升温，资本市场上相关个股备受追捧。
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该如何施策？专家普遍认为，疫情只会带来短期冲击，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的趋势。
但在当前经济政策着力点方面，专家观点分歧颇大。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疫情对一季度经济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不宜过早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计划。
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部分机构的分析来看，疫情对一季度经济有多大影响，市场目前缺乏共识。部分悲观的判断认为一季度经济会出现负增长，乐观的判断认为能有5%的增速。不同的机构用抽样调查、高频数据、大数据等，看到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状况差异很大，但都难以反映经济全貌。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的蔓延，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有高度不确定性。
“设计一个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冲击、富有弹性的扩张方案，是比较重要的。”刘元春表示，假如一季度经济增速处在2%-3%区间，为了实现全年经济5.6%-6%的增长，可以以“3万亿减税降费+2万亿基建扩展”为基础，来设计可行的政策弹性区间。
其中，3万亿减税降费，主要瞄准短期疫情救助和经济循环的常态化，核心落脚点在于疫情阻击战所发生的各项财政支出、复工复产所采取的各项补贴和税费减免、2019年底计划的减税降费项目。2万亿基建扩展，体现的中期导向包括以5G和大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基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面脱贫的扶持政策、教育等新型民生工程、促进新型消费等。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的团队则认为，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
任泽平建议，提前推出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的基建，把受疫情冲击砸的坑填上。尤其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行业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大规模基建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而且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融资成本低，进行基建成本低。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以基建为核心的4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任泽平说。
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财政政策无疑是重要的发力点。
无论是肺炎患者的救治费用、医护人员的薪酬补贴、医疗物资设备购置等，财政需要承担保障职责。不仅如此，疫情冲击正常经济运行，部分企业运营困难，能贡献的税收收入随之减少，加上纾困企业出台的税费减免、税款缓缴政策等，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平衡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陈彦斌表示，随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债务也在不断攀升。
陈彦斌认为，当前财政政策不宜过多关注去杠杆等结构性目标，而应将维持经济稳定作为首位目标。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不应该畏手畏脚，应该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彦斌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提高2020年赤字率、减免部分特定行业和企业税费负担、提高财政政策效率等。将2020年的赤字率提高至3%或更高的水平，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次疫情冲击下的财政收支压力，也能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提供空间。在既有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还应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在降税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这样才能更好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以更小的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除了推进大规模基建投资，任泽平团队另一项核心政策建议在于，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建议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以此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使减税普惠化，惠及民营和中小企业。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表示，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的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把握重点领域的同时要注意防范风险，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
“当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锐减，企业税收也呈现下滑态势，而防疫和托底经济对财政有急迫需求，财政收支缺口问题或将凸显。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伍戈表示。
伍戈还表示，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议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地区结构上，应向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和收入严重放缓的地区倾斜，保障基层财政运转。
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面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也在主动作为。
货币政策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等多种手段释放流动性，同时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比如针对疫情防控的关键医疗物资生产等企业，央行联合财政部推出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这些企业获得低息贷款资金，以支持产能扩大。同时，针对中小企业偿债困难的问题，允许贷款展期，以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伍戈表示，为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应该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据测算，如要实现既定的GDP“翻番”目标，今年经济增速需达到5.5%左右。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之“护航”。疫情对民营和中小企业影响较为明显，而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因此，在疫情可能会对就业情况造成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稳企业和稳就业。
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但也需避免“大水漫灌”。伍戈表示，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1月CPI物价同比大幅度上涨，预计2、3月都很可能维持高位。即便未来疫情逐渐消退，由于当前基数较高，可能要到下半年通胀才会回到较低水平。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上涨。为避免重走刺激房地产的弯路，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
针对疫情对不同行业和企业影响不同，伍戈认为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伍戈表示，对于受创最大的服务业等行业，通过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有效降低其融资成本；对于中小企业，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对已发放贷款采取自动展期和下调放贷利率等措施，减少企业融资压力。
陈彦斌在肯定货币政策反应及时主动的同时，也指出目前资金“脱实向虚”进入金融市场“空转”的问题有再度显现的迹象。因此，应该尽快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否则货币政策不仅难以起到稳增长、稳就业等作用，还可能带来金融市场泡沫化风险。
陈彦斌认为，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作用，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恢复。但要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降低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发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结构引导作用，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才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根本之道。
“可以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货币政策终归是总量型政策，过度使用结构性工具，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扭曲，降低调控效率。”陈彦斌指出。
大规模刺激理由不充分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内需潜力巨大。政策工具箱充足，政策调控空间仍大。但部分短期对冲政策是有成本代价的，比如中央反复强调的“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就是对过去经验的吸取。
“当前很多建议认为要实施类似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疫情冲击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本质差别，疫情冲击是短期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刘元春表示，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度上升，这会成为导致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在经济循环还没有恢复的阶段，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反而会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可能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后续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度回调，这会妨碍疫情后经济的有序恢复。
任泽平则认为，当前需要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防控疫情“一刀切、层层加码”的现象。
任泽平表示，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的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对疫情的“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要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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