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面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此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必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余永定旗帜鲜明的观点被外界解读为保“6”。那么，在余永定看来，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分析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如何看待制约财政扩张的因素、为什么财政扩张的方向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新京报就外界关心的问题再次采访了余永定。
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
“6”只是象征性数据,核心是要
抑制经济增速
持续下滑
余永定：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很低。从工业生产表现看，我们的PPI在最近连续几个月进入了负增长区间。
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我认为不能让经济增速跌破“6%”。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都反对保“6”这个具体的数字，我也不知道中国经济增速真实的数据是什么，只是用“6”这个数据代表/象征现在的经济增速。我想讨论的核心要点是——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在现有真实的经济增速的基础上，我们要不要、值不值得、能不能够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对这三个短期的宏观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第一，我们需要抑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因为GDP增速的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分子减小了，分母减的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从就业形势看，表面上似乎目前问题不大，但实际调查研究中发现，大家也并非十分乐观。当前就业问题既有结构的、也有总量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就业增长对GDP增速的弹性已经下降。就业问题依然值得高度关注；从增长和改革的关系看，良好的经济形势可以为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将进一步显现，需要有国内增长来对冲。
第二，值不值得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如果说抑制经济增速下滑的代价很大，比如，导致资源错配、环境恶化、改革失去动力，使得未来经济增速更低等，这就得不偿失了。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能不能够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能否使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看两个条件：通货膨胀形势、财政状况。从通货膨胀形势看，中国的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且有出现通缩危险。最新数字显示，PPI已经连续数月负增长，CPI虽然为4.5%，但扣除猪肉价格等后的核心CPI增速依然是很低的；在财政的表现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较好；地方政府债务依然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是多少？
在确定经济增长意向性目标时，最好采取“试错”的办法。
余永定：计算潜在经济增速常有的方法包括：总量法、生产函数法、动态或然一般均衡法和一些纯统计方法，如滤波法。但这些计算方法从方法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此外，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对数据的依赖极高，美国由于数据问题，曾出现严重误导。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准确估算出误差不小于1%的GDP的潜在增速呢？
我以为，在确定经济增长意向性目标时，最好采取“试错”的办法：采用不采用更具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看两个指标：通货膨胀率和国债收益率。如果中国不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状态（例如不超过5%）、更不存在加速的通货膨胀，如果国债收益率很低，公众和金融机构都愿意购买国库券，政府就可以实施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力争使经济增速有所上升。
应该如何分析短期宏观经济问题？
分析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从GDP各个构成部分入手
余永定：在批评我保“6”观点的文章中，大多数强调由于种种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除非出现某种革命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速从长期看是逐步下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中过去10年间已经下降了一半，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一定会跌破6%，要在6.5%或5%的水平上才能稳定下来？
许多反对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稳定经济增长观点的存在明显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混淆了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区别；在推论的过程中遗漏了不少逻辑环节。
以人口老龄化为例，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速是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长期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累积影响将是明显的。但是除非突发某种灾变，在某个特定季度、年度，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是很小的，决定不了诸如2019年经济增速到底应该是6%还是5.9%这样的变化。
从老龄化到经济增长的因果链条中还存在许多中间环节：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劳动时间、有效劳动时间（懒和不懒）、退休年龄延长等。不仅如此，由于人力资本性质的不同，同样的精神和体力的支出，产出不同。因而，从人口老龄化并不能直接推出年度经济增速会下降。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许多抵消因素。例如，生产函数中的K、t变动会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恰恰是2019年-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短期问题。因而，除非你能给出计算具体结果，否则老龄化不能用于支持（也不能否定）2019年中国应该低于6%的论点。
分析经济短期增长前景必须首先判定——经济增长当前是供给约束还是需求约束？如果是供给约束，可以从三个产业的总量生产函数出发分析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分析角度）。如果是需求约束，就应该采用传统的总量分析，从总需求各个构成部分的变化开始寻找原因。
从支出法的角度看，GDP的构成部分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出口。通过分析每个构成部分对GDP贡献，可以找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出这些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通过层层抽丝剥茧，我们可以找到尽可能全面的因果链条，从而找到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相应的政策组合。不做这样的具体分析，从因果链条的远端，跨越一系列中间环节给出2019年中国经济应该是多少的结论，在方法论上是有可商榷之处的。
很多学者担心，搞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这种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针对中国经济问题提出的相应的改革措施我都赞同。我一直的观点是——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要解决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见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后者见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暂，主要解决当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当下的稳增长和长期的调结构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要坚持深化各项改革，但不要把宏观需求管理和结构改革对立起来。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这些改革措施对抑制当下的经济增速下跌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或我们是否要等这些改革措施成功之后再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增长问题呢？
扩张性政策过去效果不佳？
在2010年底退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后，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相当稳健的，虽然有过几次扩张，但扩张力度不大、扩张时间也不长。
余永定：有观点认为，中国在2012至2013年和2015至2016年有过狂飙突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速表现仍不理想，这表明中国实际增速在潜在增速之上。
首先，我感觉一方面四万亿的推出有过快、过急之嫌；另一方面我们刺激政策退出有过快之嫌。在2011年和2012年，中国财政赤字率分别降到1.7%和1.5%。在2010年和2011年，新增贷款分别下降到7.95万亿元和7.47万亿元。自2009年5月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便急剧下降，到2011年底2012年初由2009年中的年增50%多下降到2%以下。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市场利息率已经超过危机前水平。自2011年底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一直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水平，而且是越来越低。
确实，2012年第二季度，政府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遏制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
2014年政府宣布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但市场的感觉是财政政策并不积极。由于2015年经济形势恶化，2016年政府确实采取了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进一步减税降费。二是扩大财政赤字规模。
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增长的状况，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央行在基本采取“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对货币政策的放松度进行过一些调整。
总之，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政府曾采取过较为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力度都不大，每次持续度时间也不长。
如何看待制约财政扩张的因素？
现状不是关键，动态趋势是关键；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的经验看，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
余永定：很多人反对扩张政策，是因为扩张政策受到M2/GDP过高、政府债务问题、僵尸企业、企业杠杆率高等因素制约。
M2/GDP过高、政府债务问题此前已做过解释，不多做解释。不过，对于债务问题，有三点需要补充：第一，从官方数据上看，政府债务风险可控。截至2019年8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4139亿元，地方政府负债率为25%。第二，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看，多个机构做过估算，但数据差异很大，很难确定哪个数据是正确的。第三，现状不是关键，动态趋势是关键。如何理解？即便债务/GDP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这一现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以国债为例，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财政赤字/GDP比的稳定，同时 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国债/GDP比最终就可以稳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
总之，我们不应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更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的经验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
保增长是否会使得僵尸企业苟延残喘？
应把消灭过剩产能和增加有效需求结合起来。
余永定：面对产能过剩，提振经济有两种办法：一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仅如此，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定义什么是僵尸企业。一些现在的明星企业曾长期亏损，但它们的最后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可以为结构改革争取喘息时间，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增长恢复，除非需求结构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一种政策可以归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前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后一种则可以归类为“宏观需求管理”，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价格。即便价格稳定了，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回升。相反，在“产能过剩——通缩”和“债务——通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下降，而无法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僵尸企业并非中国独有，僵尸企业跟制度有关、跟市场机制好不好有关，但并不完全如此。在欧美这些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也有很多的僵尸企业。有一些僵尸企业的产生是经济增长疲软的结果。经济增速高一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僵尸企业就会少一些。
为什么财政扩张的方向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依然很大。
余永定：在消费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难以进一步提高，而政府又不希望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替代。
因为4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些副作用，公众对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张比较排斥。中国政府到底应不应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连主张不干涉主义的美国政府都认为，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知道如何有效地为这些投资项目融资，而且知道经济处于疲软状态，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资。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强调，当时的低利息率，为美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极好条件。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希望能够像中国那样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只可惜是力有不逮。
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更没有必要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犹豫不决。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中国应该进行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实在是太多了。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等都价格便宜）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四万亿的问题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定、组织实施和融资方式，而不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决定本身。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总结四万亿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应该如何确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何同地方政府协调组织投资的实施，以及如何为这些投资融资。此外，基建投资确实存在低效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善用资金仍是一个大问题，这类问题，已经超出我专业范围。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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