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伦理困境与未来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和“美国高科技”曾被斯蒂格利茨并称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因素。中国城市化的未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人们对国家重点规划的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尤其寄予厚望。

在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过“没有增长的城市化”，而且这种矛盾愈益突出。这被理查德·佛罗里达称之为“新城市危机”，而且专门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来展开分析和讨论。

这位创意经济学家以《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声名鹊起。

他在这本经典之作中曾断言，城市成功的关键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而不仅仅是吸引企业。而且，大城市创造和革新动力覆盖了各行各业，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文艺创新活动与科技产业、商业金融产业一起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是科技创新、财富创造、社会进步以及培养开放性思维、进步价值观与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还是我们试行新政策、激发创造力、创造高薪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实验室。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新城市危机》中，城市化经济弊病的最重要特征被他概括为“消失的中产”——中产阶级群体和曾作为美国梦化身的中产阶级社区都在不断减少。这种不平等的城市化伦理困境正是被“高房价”表象抑或经济失速掩藏下的深层危机。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话来说，“新城市危机不仅是城市的危机，更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危机。”

在美国，造成城市化不平等的正是人才和经济资源的聚集，因为只有少数超级城市和精英社区才能从城市化中获利，而大多数地区的发展都远远滞后或停滞不前。因此，这股推动城市经济广泛发展的力量也带来了分裂和矛盾，阻碍了城市继续发展。其中最典型的症状是“赢者通吃城市化”。超级城市成为野心家和顶尖人才的必然选择，这并不奇怪，但在少数精英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多数城市在困境中挣扎、停滞不前。即使在这些核心城市内部，“赢者通吃”也蔓延到各个领域，集中表现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1978年到2015年的近40年里，美国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增长超过940%，而普通职员的收入增长率仅为10%。还有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只有艺术家、音乐人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愿意把城市废弃的空间改造成工作室，但现在他们却遭到了金融人士、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富翁的排挤。

更严重的问题是，城市里的经济分化或空间不平等使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被分隔在城市与郊区完全相互独立的区域——这也被称之为“大都市的分裂”。这种经济分类的趋势比不平等问题本身更麻烦，因为它让顶层不断累积优势，而弱势群体的不利境况却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严重。

美国的“新城市危机”在这种持续的不平等中不断自我强化。优势群体占据最好社区的同时，也获得了最好的经济机会、学校、图书馆、服务和公共设施。这些都强化了他们原有的优势，提升了子女进一步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弱势群体则相反，进入了一种类似发展经济学中“低水平重复陷阱”般的恶性循环。郊区房产曾经是美国梦的基石，但如今的郊区不仅不能帮助美国人实现美国梦，还阻碍人们向上流动。住在郊区，长通勤时间的居民更容易出现肥胖、糖尿病、焦虑、失眠和高血压问题，他们的自杀率和车祸死亡率也更高。郊区居民的平均寿命会减少三年。根据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的研究，“人们在日常活动的偏好排名中，通勤被排在最后。”这是纯粹依靠市场化力量推动的城市化带来的突出问题，对从核心城市中心区撤往郊区的人们也有借鉴意义。一言以蔽之，富人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穷人住在自己能住的地方，这是城市化中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的重要来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郊区的全部。老郊区的经济停滞和衰落对美国影响深远，但最边远的郊区，因为类似一张白纸，反而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按照经济学家柯尔克的研究，最边远的郊区和最密集的城市核心地区，人口增速最快。尤其是那种“落脚城市”的远郊和城市核心区域里的“城中村”，反而能帮助新移民磨炼技能，脱颖而出。比如书中提到的中国重庆的六公里，虽然外表看起来像是个贫民聚集区，但它充满了学习的活力和向上的动力，也是一个创业的大熔炉。

理查德·佛罗里达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表达非常重要的观点：经济繁荣的城市都会在3T要素方面表现出色，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性（Tolerance）。但根据美国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最富创造力的城市社区往往却被不受管制的土地使用所消灭，这种“包容性”甚为难得却极为脆弱。《新城市危机》呼吁，“不能破坏宝贵的城市生态系统，而使之增强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郊区对耐用品的大量需求曾大大促成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至今仍吸纳了美国54%的就业岗位，但美国当前由于郊区不动产对投资的分流，减少了对更有生产力的知识、科技和人才领域的投资，导致了深层次的危机。这种危机正是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的时代背景：在“新城市危机”中备受煎熬的以及核心城市郊区的低收入阶层，是其选票的重要来源。

因此，“新城市危机”也是理解美国当前政治经济走向的一条线索。布隆伯格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临危受命，不到两个月后当选纽约市长。在他的领导下，纽约市迅速重建并焕发了勃勃生机。他领导的市政府将纽约的高中毕业率提高了40%，犯罪率降低了1/3 ，使纽约市的碳排放减少了近20%，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3年。如今，这位身家2200亿元人民币的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拥有者已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成为特朗普谋求连任的最为重要的竞争对象。他是否能如美国人民的期待那样，逐步化解“新城市危机”，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还不得而知。但其治理城市的可取之处，以及《新城市危机》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经验和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在我看来，该书最有价值的一个理念是：以提高聚集度来增加包容性。比如，调整税制，将房产税更替为土地价值税，以促进土地的使用密度和聚集度。又如，利用地铁、高铁等新型交通工具和其他基础设施，促进聚集度。新型城市化不会自动发生，公平而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对包括大湾区在内的城市群更优质的发展、对深圳这样的明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决定性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