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三处“红色老建筑”和“青年”有关

（原标题：上海这三处“红色老建筑”和“青年”有关，毛泽东刘少奇曾在此活动过）

淮海中路567弄，一座典型的上海老弄堂。这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源地。

历经8个多月修缮，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近日改造落成，并于4月30日起试运行，向社会公众开放。

“渔阳里”背后有什么故事，上海还有哪些和“青年”有关的红色老建筑？

淮海中路567弄6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霞飞路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是一处约建造于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的石库门里弄，后曾一度改名为“铭德里”，弄内建筑青红砖墙相间，半圆形拱洞门将总弄与支弄之间巧妙分隔成若干空间，在装饰上起到了极佳的美观效果。

渔阳里

渔阳里6号为双开间一厢房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曾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初戴季陶迁走后曾先后有多件大事在这里发生。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承租并在此创办“中俄通讯社”，由此成为中俄新闻交流的一处重要机构；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人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任书记，团的历史由此起航；

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并先后选送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肖劲光等数十名青年赴俄留学。

这里要重点介绍一下这所“外国语学社”，这所看似只是以“教授外语”为名“外文补习班”实则担负起了为革命培养进步青年的千斤重担，在这里经过学习并严格选拔出来的许多杰出青年后来都远赴苏俄进行深造，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国后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这所“外国语学社”的“师资力量”也非常值得一提，除了平日里由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王元龄（同盟会会员王产祺的女儿）等人教授日、法、俄等各国语言外，学社还请来了沈雁冰（茅盾）和邵力子为学员们讲授社会科学知识，使得学员们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开阔了眼界。

“外国语学社”场景复原

与此同时，另一件在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也在上海发生。1920年8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在上海问世，这是陈望道根据由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与李大钊取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英文本在其家乡义乌以“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其全文翻译的成果，当年渔阳里6号的这些“青年们”听闻这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后备受鼓舞。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印刷了1000册，封面上是马克思半身坐像，上端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书中的“马格斯、安格尔斯”即“马克思、恩格斯”，另外中文《共产党宣言》初版中还有一处相对鲜为人知的疏漏，即是将《共产党宣言》封面标题上的“产”字和“党”字顺序排颠倒了，这个问题后来在同年9月的再版中得以纠正。后来“外国语学社”也专门请来陈望道给学员们专门讲解《共产党宣言》，为这些进步青年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

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版

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渔阳里6号成为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这里先后领导筹组过全国第一个由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举行过首次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及筹备纪念五一节活动等。1921年4月29日渔阳里6号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同年5月青年团暂时停止了活动。

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1957年，渔阳里恢复旧称并于同年经修缮后恢复原样布置，1989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在经过全面整修扩建后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2004年4月向社会开放至今，如今又以崭新面貌再次闪亮登场。

新大沽路356-357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遗址

大沽路400-402号（原新大沽路356-357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遗址，原为两幢沿街单开间石库门住宅，如今还能看到当时的门面。

1921年5月前后由于诸多客观原因，青年团的各项活动曾一度暂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局决定立刻着手恢复并加强青年团的工作，这项工作于1922年1月后由施存统主要负责，团临时中央局也于不久后迁至当时的新大沽路356-357号内办公。

当年的356和357号在青年团的工作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356号作为团中央的办公地相对更为隐秘，施存统时常居住在里面的亭子间，357号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的办公机关，除了要承担许多“青年团会议”举办地的角色外，还因其二楼设有阅览室的缘故，故而也会吸引许多进步青年来此地阅读进步书籍与报刊。

黄爱、庞人铨是当时湖南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们二人在1922年1月领导工人运动期间惨遭军阀杀害。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22年2月1月在新大沽路团临时中央局召开大会，听取毛泽东介绍黄、庞两位同志被害的经过，激励团员青年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进。

《先驱》是团临时中央局一本重要的机关刊物，在这本半月刊中曾先后发表过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及声援全国各界援助日资纱厂工人罢工的有关文章，在当时的进步群体中曾引起过不小的反响。除此之外团临时中央局还根据当时党组织的要求，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举办的工人补习学校编写过教科书《劳动运动史》，为中国的工人运动提供宝贵的借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遗址

就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约一个月后的1922年6月初，新大沽路团临时中央局机关被租界当局“查封”，后团中央机关移至闸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进步青年开展活动。

淡水路252号：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在“团二大”的影响下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

《中国青年》在创刊初期由于没有固定的编辑部场所，故而许多信件均有“但一”（恽代英）君转，1924年初选定萨坡赛路（现淡水路）252号的一幢石库门作为编辑部，后渐入佳境，当时在这幢石库门中底楼客堂是肖楚女的住所，二楼客堂与亭子间是编辑部的办公室，楼顶小阁楼是印刷间，该期刊自恽代英担任主编后，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陆定一等都担任其主编或编辑，毛泽东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在《中国青年》发表的。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中国青年》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以传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进步刊物，故而在那段时期内它也成为青年们手中的“畅销读物”，发行量曾一度达到3万余册，据邓拓回忆道：那时不少年轻人的衣袋中常常藏有一本32开的周刊，在反革命统治的角落里，这样一本刊物，往往要秘密地传递过十几个甚至更多人的手。它和《新青年》、《向导》成为革命的群众、进步的学生、教职员乃至一部分稍有新思想的老先生们所热烈追求的读物。而这本刊物，就是《中国青年》。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中国青年》编辑部随中共中央、团中央迁址武汉，后在武汉、广州、瑞金、延安等地继续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