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怎么样去阻止衰落的进程，谁才是主力，谁才是关键的因素？无非是政府、企业和创客这三者。]
仲春明有一个当村长的父亲，由于自小看着父亲如何努力工作去改变村庄的命运，于是，不论是童年还是少年时代，仲春明就有了一种执念：长大后做村长。
在大学毕业后经历了城市和国外的学习、工作、生活，兜兜转转后，仲春明又回到了老家溧阳市乡村，做起了乡村旅游的投资。乡党们称他为村长，他自嘲这也算是子承父业。
仲春明是美岕品牌创始人，溧阳南山花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江苏省常州市乡村旅游协会会长。他说：“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创业方向，我也是被这样的诱惑，吸引到了乡村。”
尽管如此，他也认为，要客观地看到，其实，在乡村，还存在很多处于困难状态的项目。比如，有些地方差不多5年前就投资的两个大项目，前期资金达到五六千万元，但各种阻碍因素导致项目至今没有起色。还有其他一些乡村项目，因为做不下去了，无奈只能找人寻求合作。
仲春明说，在政府的推动下，现在有大量的新项目潮水一般涌向农村，包括政府投资的田园乡村项目，但没有把村庄产业真正建起来。所以，怎么样使村庄活得更好，还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以下内容为仲春明关于10多年在乡村投资经历的自述。
仲春明自述：
搞乡村旅游，光有情怀活不下去
我不能代表乡村，但我这个企业是存活在乡村的企业，已经和村庄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我来到乡村，其实是为了乡村旅游而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目前来说，乡村旅游是村庄“活化”或者产业兴旺的一种类型。
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需要有一个载体来平衡、流动。我觉得，乡村旅游正是这样一个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从这么多年来的个人体会来看，乡村旅游正进入一个快速演进的变化当中。
第一，原来的农家乐向精品民宿快速发展；第二，原来搞的一些农业采摘、农业观光，正在向大地艺术转变；第三，原来乡村搞的一些度假村、乡村酒店，正在朝着综合体发展，这个综合体除了基本吃住行之外，还会增加一些复合的项目，比如农事体验、科普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满足都市人的需求；第四，由原来的景点旅游转化成全域旅游。
现在的乡村旅游，一说起来，都是诗和远方，且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乡村旅游作为一个小众产业，不管是有情怀的都市人，还是在乡村谋生计的农民，做这个东西终究是为了经营和谋生。首先，我们要能够在村庄活着，然后才能有各种情怀。否则，光有情怀，在乡村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来到乡村之后，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看到中国城乡发展的快速演进变化，我也要思考我在这里的角色：现在究竟谁才是新型职业农民？如果没有新型职业农民，传统的村庄、村民，是不具有发展的前途的。
华师大有一个博士，正好在做这个课题，把溧阳作为一个点进行一些调研。他统计整个长三角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新型职业农民，就是主要以农业收入为生的，有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市场方向的一个群体。统计后发现，其实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原来都不是本地的村民，有的是当兵回来的，有的是原来外出包工头赚了钱回来的，也有大学生回来的，也有一些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回来的，真正本土的农民转变成新型职业农民的比例非常低，最多就30%左右。
新型职业农民还是一个农民的概念，如果再放大一点，放大到乡村创客，就不一定完全是以农业收入作为在乡村生存的主要来源，比如做旅游、做电商、做美学艺术等，若是放大到这样一个乡村创客的群体，那么原来的本土农民比例就更低了，90%以上的乡村创客还是一个外来的群体。
所以，村庄怎么样去阻止衰落的进程，谁才是主力，谁才是关键的因素？其实，无非是政府、企业和创客这三者。
相对来说，政府推动的乡村振兴，更多地体现在外观、形象的变化上，比如，村庄的面貌、环境，这些变化比较大，但它内在的产业仍然没有产生根本性变化。企业来到乡村之后，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经营活动的，所以它会使村庄的产业发生变化。就像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村子里的整个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个乡村旅游项目收入，就远远高于他们所有的农业产业收入。而作为一些小的创客来说，他们是跑龙套的，哪里起来了，就会跟风过去。
所以，在我的感觉当中，现在活化村庄的主体格局，基本上是政府在搭台，企业在唱戏，一些创客在跑龙套。
乡村旅游十年投资换来的感悟
在农村投资这十年，我觉得，我是痛并快乐着，其中关键因素包括：
第一，有缺陷的农村土地制度，我们会不会成为牺牲品。
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国有建设用地由房产商去开发，背后是有政府信誉的背书。但在农村，所谓的“三权分立”，其实是把土地权利搞得更加的复杂，究竟这个土地是谁的，村委会、承包方、经营方，都无法单独代表。
所以，当企业要做这样的项目，需要村里土地的时候，虽然流转过来了，有些是以租代征的方式，但说实话，我们的心里始终是不踏实的，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当我们做好了，老百姓就说“这个地是我的，对不起，我要收回了”，你怎么办？
在农村，村委会又不是一级政府，不是一个强力部门，无法帮助企业摆平土地事宜。
所以，土地的“三权分立”没有真正解决农村的产权问题。
第二，要在乡村活下去，企业需背负更大的资金和人才压力。
乡村项目因为其产权制度缺陷，就导致这类项目不能够形成有清晰产权的资产，而这部分资产就不能抵押，资金流动性就会变差，做项目滚动发展的能力就会降低。
虽然现在政府也开始通过设立基金的方式来给予一些支持，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最终还是需要搞商业化融资，才能够推动大规模发展，而商业化融资需要抵押，这一前提是需要有清晰的产权为基础。
像我们这样一个1.8亿元的投资，在基础设施上投了大量的钱，流转农民的土地需要资金，基础道路、各种各样的景观都需要投资，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可抵押的产权，钱就只能沉淀在这里，很难收回来，只有靠核心产品，慢慢来收回投资，这对企业来说，有非常大的压力。
另外，目前的趋向是，年轻人都往城里跑，不愿意来乡村工作，所以乡村的人才非常缺失，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做服务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的主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由留守乡村的妇女、老人构成。即使提高一定比例的收入，乡村交通条件也有所改善，但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毕竟来说，让年轻人长期待在这里，还是存在一些难度的。
企业进入农村是直接把城市的文明植入到乡村，企业是通过员工，借助平时跟村民的交往，不断地推动两种文明融合在一起。我们是尽量把企业该做的，做得更好，但这种冲突仍然还是会存在，因为有些观念是一时半会改变不了的。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网
责任编辑：
张淑婵_NO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