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两个关于土地制度的重要改革悄然出台。论者不多，不代表改革不重大。不夸张地说，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最大的一次调整。
土地成为法律上的“资本”
第一个改革是2018年12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草案规定，“非农建设用地”不再必须先国有化。这是个重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将来城市化扩张到郊区农村，建设公共设施或商业开发，或农村土地旅游开发，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而不是先由国家征收。这项改革最大的价值是，城市资本可以直接进入农村，和农民对话，开发农村资源。农民参与市场博弈，享受更多城市化福利。
“商品房住宅建设”仍然是禁区，小产权房“转正”依然希望渺茫，但这项改革也具有重大价值。城市周边非耕种的集体土地，它们参与城市化将更直接。
第二项改革是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并于2019年1月1日施行。此次修法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原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外，创设了一个新的“土地经营权”--也就是近几年农村土地改革热门的“三权分置”。
过去学术界和媒体谈“土地经营权”，单指农民承包集体土地获得的经营权利。此次新法强调“土地经营权”，是一种法律上的创设。农民可以在农村集体内流转经营权；也可以将经营权出租（转包）、入股或以其他方式流转给他人。“土地经营权”被提高到物权的高度，农民拥有更多话语权。
两场看似在不同领域的改革，都涉及一个共同的话题：农村土地“入市流转”。前者更多发生在城市周边，后者影响范围更广，内容也更丰富。农民将从土地上获得更多权利。
当土地成为法律上的“资本”，农民通过土地出租、抵押、入股，可以获取资金，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擅长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通过经营权流转，可实现生产集中，规模经营。
可以想见，随着改革的深入，沉睡的农村资本和低效的劳动生产方式，都会大幅度改善。这正是深化土地改革，促进要素流转的积极意义。
未来农村土地将实现真正的自由流转
很多人担心，土地经营权流转，尤其向集体外流转，是否会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农民土地被侵吞呢？这种广泛的担心正是改革长期的阻碍。
事实上，只有土地流转不畅，外界才要通过征地和收买村集体获取土地。这时候，农民没有发言权，他们利益更难保障。因此，不能用制度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限制他们的财产权利。
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还有一大亮点：“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过去“人走地退”的承包模式名存实亡，农民进城不必再担心失去土地，这有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进城后富裕起来的农民或企业家，可以在农村集体土地建造别墅，改善生活。这将大大有利于农村面貌的改善。
去年底开始的这两场土地改革，其实酝酿多年，并在全国许多县市农村有实验点。现在全面推行，证明实验效果显著，一些所谓社会问题只是过虑。
尽管农民的选择和自由权，还受到很大限制。不过农村土地制度的长期轮廓，已经浮出水面。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之下，是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第一轮承包到期之后，再延期30年），农民可以再将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获取收益。未来的改革，将是解除各种各样限制，使流转更加自由，权利保障更充分。
未来，村集体名义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依法收回（有偿征收），实际运作中，承包土地的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土地--集体以外人员登记后，也享有一切承包权益。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国农村真正的土地自由流转。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陈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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