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村|上海的两代人
【人物介绍】
陈村,1954年出生,上海人,现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度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
我的写作和上海息息相关
陈村告诉我们,他的家原来就住在离新天地一箭之遥的雁荡路上,“我们看着新天地从老早的石库门里弄变成现在的样子,从破败不堪的旧区一晃变成上海的时尚中心了。现在很多朋友来上海要到那里去看、去玩。上海人固有的观念里,卢湾区、静安区、徐汇区就是‘上只角’,现在,城市变化太大了,老城区也许不如新开发的区域崭新、光鲜、漂亮,但城市的韵味、城市的灵魂还都留在老城区里面,这个是骨子里面的味道,就像人的教养一样,装不出来也造不出来的。”
“我是六九届初中生,那一年全上海的初中毕业生都要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我们是十几岁的城市青年,突然就被迫改变生活,去安徽、去江西、去云南、去黑龙江,每家每户都有孩子要上山下乡,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上海。我们这一代作家几乎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我的写作也是从写知青生活开始的。当然,我更多的生活经历发生在这座城市,无论写知青还是城市生活,都与上海息息相关。”
听陈村说话,一字一句,都有着对人生的细微体验和丰富阅历,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宛如智者的声音。作为作家,他看见的是生活的细枝末节,笔端则流露的是复杂的情感变化,生活的不同角度,被无限放大或是缩小,与真实的生活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作为作家,他眼中和记忆中的上海又是怎样的?
“老上海”,它也有少年的模样
评论家吴亮先生曾说,“如果一个少年的上海还存在,那一定存在于感知中,而不止藏在记忆里。记忆,这个词就意味着丧失。”
那么陈村和他的那一代人,一定是无比热烈地“感知”过这座城市的“少年时代”,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生我的时候,城市没有这样嘈杂。天空比较晴朗,空气比较清洁,河流比较透明。我望着未被高楼剪碎的天空,领一份足额的阳光。有轨电车缓缓开过,丁丁当当。木拖板在清晨敲响,和着涮马桶的节奏。雨天盛开的油布伞,颜色十分浓烈。卖白果老汉唱着,拉西洋镜者叫着。暮色沉沉的时候,妈妈下班回来,捧一袋热气腾腾的老菱。
这种色调鲜亮的感知,是“少年上海”和“老上海”的最大不同。对“老上海”那种富有情调和腔调的怀恋,那些从各种艺术载体中剥离出的破碎印象,甚至,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始终有点林黛玉般的病态美。真实的上海,是市井的,然而在茁实琐碎的市井中保持着一份精致和快乐,一种无论何时都想要讲究到极致的生活尊严。这大概是陈村想要表达的“少年上海”。
陈村在电影《诗意的年代》中
创造生活的人,才有怀旧的资本
所以陈村写了很多关于在我们看来是“老上海”的故事,但是他并不喜欢轻言“怀旧”,他说,“年龄大了才有怀旧吧。年轻人大可无所畏惧地、自由自在地去开拓生活、尝试生活、创造生活,这样才不会至于到了可以怀旧的年龄因为过于平庸而无旧可怀。”
陈村也认为:“有关怀旧也是需要资本的,经历的资本、年代的资本、曾经辉煌或者落魄的资本,精彩的怀旧就是人生故事。人如此,一个城市也是这样。上海这个城市就是因为有太多精彩而可以怀旧。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要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活色生香、包罗万象,真是没有能超过上海的。往大里说,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宋氏家族、也让蒋家王朝在此兴旺,还是汪伪政权的大本营,往小里说,青红帮、工部局、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形形色色、风云际会。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在各个时期都聚集着知识精英、这个城市有着科技领先的骄傲、这个城市有它的文明标准和秩序。”
当城市的变化太快,很多事物在时光背后消匿无踪,我们常说要“留住上海”。但留住之后呢?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的上海,这不是上海的风骨和灵魂。毕竟,我们怀恋的,是前人的辉迹;我们创造的,才可供未来去“怀旧”。
上海的变化,终有所“留下”
当上海新天地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上海印记石库门的陈旧不堪和局促,通过西方思维对于空间的全新理解,打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式街区”,让广场和小巷相得益彰。人们开始思考,假设如果没有新的精神不断注入,或者没有新天地这样的尝试和挑战,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吗?
如果说,“海纳百川”是对上海精神的定论,但这并不等于对外部资源的全盘接纳,更不会是对某种传统的墨守沿袭,上海始终在“一吸一呼”的过程中,这才造就了东西交融,新旧交替的海派文化活力。
所以,在陈村眼里,说新天地浓缩了上海的精神也不为过——
“上海一直就是开放的、平等的、包容的、机会主义的,但同时又是竞争的、优胜劣汰的,自有它的过滤和门槛,留下精彩的淘汰粗鄙的。
我们作为这座城市中的一员,都要给上海这个城市留下优秀的东西,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表面上,上海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但它的“呼吸”机制百年来从未削弱。所以历经岁月沉浮后,新天地还能被“保留”了下来,必有它的理由。而未来,新天地又为这座城市留下什么?
不仅仅是石库门这种无可替代的城市肌理,更是一种将来自全球五湖四海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并创造出无限的生命力,我们称之为“新天地主义”的精神——它最初在潜移默化之中指引了新天地的诞生和发展,如今又借由这里的人和事成为了上海的一种主流城市文化。
“古典的人”
陈村热爱摄影和音乐,摄影和他的写作生涯几乎保持着同步,他将拍照也视作“创作”,视“取景”如“取材”,凭借的同样是对世界的洞察和艺术的眼光。
作品来源:“文学表情”陈村视觉文献展
陈村说,“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奔人的灵魂而去的,给人以信念和抚慰。一种是奔人的肉体而去,给人快意的抚摸和精力的宣泄。我不排斥后者,但热爱前者。”
因为是作为信念的,所以虔诚而认真,每一个键音,每一分笔触,都能令人屏息驻足,全神投入;因为作为抚慰,所以如同朋友一个,可以亲密无间地精神交流,有关生命的一切情愫。如此这般,才真正可以说是“Living With Art(生活艺术化)”。
那个年代,一张唱片得来不易,大家围着一起听,约定不许说话;借不到书也买不到书,就用抄书的“古法”。那个时代的人也许没法想象今天的年轻人手捧咖啡坐在新天地的转角,用耳机听着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翻开一本书沉浸其中;现在的我们也很难感受当时的人们对于艺术那种奉若神明的珍视,以及无论多么苛刻的环境都无法阻挡的,对艺术的渴求。
但是陈村对此还印象深刻,他在《那年我们二十岁》中记载:
我(以及朋友帮我)抄过《唐诗三百首》、《李太白全集》、《约翰·克利斯朵夫》、《草叶集》和后来的《小癞子》等书。我至今保存小华当年抄的《拜伦抒情诗选》、《爱情故事》和零散的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
艺术也成为了朋友之间友谊的纽带。没有手机,不聊微信,陈村说,那时候的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喜欢聊天,唱歌,交流音乐、诗歌和绘画。”天南地北,无所不聊,却不喜欢俗气的话题。
谈一种新的生活“品位”
一切品位的启蒙,都来自于艺术审美,衍生到万物的美学,用一种提炼过的欣赏目光去重新进入生活。而现在的上海和过去相比,有越来越多优质的艺术资源向公众提供,人们参与艺术生活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某些地方,艺术成为了生活氛围里无处不在的一部分。陈村也认为,“现在更容易接触到好的艺术。即便没到剧场,也会看到许多演出。即便没有出国,也看到博物馆的藏品。”
而像新天地这样的开放空间,也通过各种形式将喜爱艺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艺术,也可以通过艺术表达自我,享受着分享艺术所带来的快乐骄傲。“艺术”这个词在这个时代,虽不再过去般高冷或奢侈,却依然宣示这座城市的人们在品位上的矜贵不俗。
新天地-艺术家影音秀现场作画
无论你是忠于古典的老克勒,抑或紧随潮流的国际派,甚至于大胆不羁的先锋艺术家......新天地的神奇之处在于,不分年龄,不论国界,拥有任何一种艺术品位和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活艺术”舞台。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讲品位,首先我觉得不是对什么都懂一点,会讲一些的那种光鲜亮丽的品位;而是千里挑一,要找到那件足以让自己热爱一生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昂贵与否,重要的是,你对这样事物的珍视程度,你为它付出的时间,和它在你生命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陈村《古典的人》节选
1972年。去检查一下院子的铁门是否关好,将房门锁上,窗帘低垂。开一个八瓦的台灯,要它照着墙。六七个人围桌而坐,其中的一名负责翻唱片。人们约定,不许说话,不许抽烟。这一切像在进行宗教仪式。
唱片是七十八转的,三五分钟就要换一面。一首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被分散在十二面上。音量被调得很轻,奥依斯特拉赫的琴声如诉。我们跟着贝多芬,从四声定音鼓出发,去经受精神的洗礼。
在这个门与窗隔开的空间里,在小心翼翼地放送的音乐声中,我们将精神交给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古典的世界,也是人道的正直的世界。然而,它无法高声歌唱,向所有交出人格与灵魂的人敲响0333∣1 -∣,并将他们的目光缓缓导向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