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老旧居住区中 也能有尊严地生活

（原标题：他们在老旧居住区中，也能有尊严地生活）

在乱象丛生的棚户区，怨声不绝于耳。然而，有些居民有不一样的生活感受。这是为什么呢？

大城市里的灰色地带

红色大字闪闪烁烁的高大电子显示屏，与疏疏落落的绿化带一道在兰州路上形成一道屏障，让人难以想见，里面以茭白园路为主街的棚户区竟是万别有洞天。

一走进主街，纷杂的细节就扑面而来，它们分布在灰扑扑的建筑物周围，营造了一种庞杂的感觉。凑近一点，呈现在目前的是悬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五花八门的款式、横七八竖的拖把和扫帚、有些人家坦坦然然放在门前的红色痰盂，一下子把我们引入了居民生活的隐秘。

采访正逢初秋的雨季，湿漉漉的社区越显阴郁。在滂沱大雨中，一道水注从平房顶上的白色落水管流泻而下，这时，一个拎着红色痰盂罐的男人快步走入了我们的视线，他急匆匆地走向水管，提起痰盂罐接水，盛了一部分水之后，他又急忙向前走去……

此情此景包含了莫大的留白。这是他在大雨中因利趁便之举，还是日常习惯？他要去往哪里？急着回家，还是做进一步的清扫？这些问号没有答案。然而，这或多或少揭示了棚户区生活的冰山一角。

这片社区名叫蒋家浜，一片依傍着杨树浦河的长方形地块，占地面积大约相当于10个足球场之大。如果说蒋家浜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市井的琐碎，那么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如此。

“这个地方本来就乱七八糟的”

离开一栋加盖到四层的民居，我们循着一条黑咕隆咚的小道走，行至最窄处，伞险些卡在两面墙之间，需时不时小心侧身。窄巷的一侧偏偏是一处铁门把守的人家，一条大黄狗闻到生人的气息，一边狂吠，一边拼命要把嘴巴钻出铁柱之间，躲闪之间，又险些撞到另一侧的墙面。惊慌之余，我们才想起没有给那栋民居留影，于是原路返回。

水斗、栅栏、爬山虎、突出的阳台……本就没有清晰线条的结构上布满了如此这般的冗余元素，打乱了视觉平面的规律性，每一处皆各有不同，却又难以区分，寻路变得尤为艰难。每每走到拐角处，张望前路，才发现，要么是在原路里绕圈子，要么是通向了陌生的岔路，竟找不到方才的路。

我们试图根据记忆中的门牌号码找寻，谁知这里门牌号码的分布毫无次序可言，邻近的房屋上不一定标注连续的数字。不消几步路的功夫，就从五十九弄跳到了三十三弄。

“三十九号在哪里？”我们询问当地居民。

“你要找几弄？”对方也是一脸费解。

“五十九弄。”

迷魂阵一般的布局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打算跟当地居民聊一聊。

直角形的拐角处有一扇虚掩的棕色的门，依稀可见里面擦拭干净的蓝白格子地面，住户陈阿姨和她的邻居王阿姨接待了我们。

“有的人家进来问我们几号几号我们都不知道的。阿拉44号，48号在直直后头唻，49号在很远很远。这里双号，那里都是单号了。快递员有的时候来问：‘阿姨49号在哪里？’阿拉都不知道。”陈阿姨说。

据她们回忆说，好几十年前，有关部门根据每户人家报上来的号码发牌子，才形成了今天的布局。

“这个地方本来就乱七八糟的。”阿姨们对这片地区的腹诽并不止此一端。“这个地方一直要火灾的，救火的水龙头都没法弄进来。一个老太不是烧死了嘛。”

打开了话匣子，她们想想又接着列举。“在菜场门口，几个老太太戒指、项链都被抢，她们都不敢戴了。”

随后，她们从对周围环境的抱怨转向对自家住房的不满。陈阿姨几年前才将房间扩大到十几平米，建造了卫生间，本来建在屋外的厨房被移至室内。王阿姨家连卫生间都没有，“我们是三代人，没有多余空间造。”

事实上，自调研之初，与茭白园路路口几户人家的交谈已经令我们置身于类似的牢骚之中。

当时，一位因中风腿脚不便、坐在躺椅上的鸭舌帽爷叔告诉我们：“我有一个孩子，28岁了，现在一个人。”

“没房子，没办法结婚。”一位穿红色衬衣的阿姨补充道，她顺便也倒起了苦水，“从我出生就说要拆，现在我都有孙女了还没拆。我孙女读书就这么小一间，学习成绩怎么会好。”

当我们问起他们平时的娱乐活动，阿姨说：“最好有娱乐场所了。这个地方哪里有广场好跳舞？”

爷叔也有话说：“有帮老人都跑脱了（去世），就是缺乏锻炼跑脱了。”

这时，一位穿黄色运动衫的短头发、戴眼镜的阿姨站在屋前，淡然地看看他们冒出一句：“哈哈，都在讲家长里短。”

她告诉我们，她是吃好饭散步到这里的，她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和上述居民截然不同。“现在居住条件改善很多了。现在很舒心的，没有什么很焦虑。”些许慵懒而敞亮的声音仿佛把一缕清风带入了这怨腾腾的气氛当中。

“身体越来越好，心态也年轻了”

黄色运动衫阿姨名叫朱玉萍，今年51岁，刚刚退休，她告诉我们，现在不焦虑是因为每个月有退休金，经济无负担了。“国家政策老好的，像这种低收入的人，人家养老金加起来也蛮多的，还偏向弱势群体。大家没啥怨言了。”

她愉快地向我们细数目前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稳定下来了，不愁吃、不愁穿，还可以去玩玩，江浦公园是免费的，有辰光还去杨浦公园、鲁迅公园，白相相拍拍照片。这附近又造了新菜场，不用到老远地方去买唻。附近看毛病也便当。”

她边说边走，欣然带我们去她家看看。我们从主街拐向一处小巷深处，只见加盖到三层的房屋挤挤挨挨地相对而立，只留一方窄窄的天空，光线变得昏暗许多。

走到家门口，她指指周边邻里街坊说：“以前，大家每天都是一出门就牛逼吹吹，后来自从房子造起来了，安居了然后都去上班了，也不大多啰嗦了。真有什么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团结互相帮助的，民风淳朴。”

随后，她又指向前方：“就我老公做生意的地方，对过是个垃圾桶，后来我们去反映，垃圾桶被移走，种树了。本来我痰多，肺不好。种树以后，我又好了，不吐痰了。”

踏上台阶，打开房门，她客气地请我们进去：“你们坐一会吧，在外面太累了。”只见两边雪白的墙壁上分别挂着水墨画和西洋画，家具和杂物四处堆放。她看向地面，告诉我们，几年前，她家花了十几万加盖房屋、置备家具和家电，顺便加高地面，整栋房屋面积扩充到50余平米，一家六口生活得更舒适，风吹雨打都不会水漫金山。

住房条件的改善对体质异常敏感的她无疑是福音。只要天稍稍寒冷，门一开，冷风灌入室内，就马上擤鼻涕感冒。在更深入的交谈后，我们才知晓，身体状况如何深深影响了她的人生轨迹。

朱玉萍小时候读书成绩极其优异，高考时因胃出血三个加影响发挥，差9分没有考上复旦大学。入学科技大学一年后，因为身体不好而辍学回家。随后的工作也是时断时续。她坦言自己不太合群，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在江浦街道五金螺丝厂仓库做统计工作的7年中，她与厂里的残疾工人相处融洽，“伊拉有辰光讲出来言话也蛮好笑的，不会打击侬。”一旦他们受伤，她都乐意帮忙，带他们去看病。

1997年，工厂搬到更远的地方，由于晕车太严重，朱玉萍不再去工厂工作。在邻居亲友的推介下，她开始为学生做数学家教。在一个人备课的孤僻年月里，旧病患时不时复发，折磨她的身心。平日为家人烧饭、做家务，站立时间一长就脚底板痛。动手能力不强，每每电灯、水龙头坏掉，她则以给邻居孩子补课为报偿，央他们来帮忙。

生活的改变是在丈夫走进了她的生活之后。来自安徽的丈夫在附近做生意，时常去她家坐坐，照顾她的身体。听说她喜欢唱歌，就买来DVD教她学用。精通木工、水工和电工的他把她家中年久失修的电器都修理完好。她心生佩服，两个人谈得投机，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身体越来越好，心态也年轻了。”她说。

2013年，朱玉萍头疼得厉害，当时已在附近开店的丈夫说：“我们反正没有小孩，没那么多费用，你就不要做（家教）了。”

如今，她很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平时在家写字、赋诗，已经写了59首七律。有限半径内的生活寄托了她所有的喜怒哀乐。

“小辰光跟现在根本不好比。老早旧电器用了10年坏脱了，买新的，要存多少钞票摆着，到辰光好买。现在不愁穿不愁吃，想买什么电器，马上就好买。这样人就越来越乐观了。不要跟人家比，跟自己比，老好了。”说着朱阿姨脸上浮现少女般单纯的笑容。

告别了朱玉萍，我们走出门，看见光线从两面墙之间漏下来，玻璃窗和窗框泛起光泽，不觉比来时亮堂了一些。

“阿拉老祖宗传下来这点东西不容易的”

围墙圈起几户人家之间的空隙，使之与外界相对隔绝。走入铁门，面前是一栋两层高的平房，古色古香的红色窗栏和大门之间挂着“楼组长之家”的牌子。听见我们敲门，一位穿黑色花纹衫的阿姨探头出来。

“我们是正宗的上海人，这是正宗本地人的房子。”她的语气中颇有优越感。她的名字叫祝惠英，今年66岁了，自1976年嫁到这里，耳濡目染着蒋家浜的往事。

“阿拉这房子老了不要再老了。不要紧，倷进去看看。”循着祝惠英的指引，走过宽敞的厅堂，我们看到走廊两侧各开了几间房间，一层共有四个房间。三十多年前，家里人口多达11人，他们向房管所申请执照，拆除原先的尖顶，加盖一层，如今楼上楼下共一百四十平米。“阿拉屋里厢适意伐啦？深伐啦？阿拉老祖宗传下来这点东西不容易的。”她说。

祝惠英家和邻居的祖先都姓叶，和住在其他地方姓赵和朱的两户人家世代居住在蒋家浜，虽然如今留守在这里的后代的姓氏已然参差，他们仍然认同和自己同宗的居民是一家人。

她找来隔壁穿红色格子衬衫的老爷叔和我们聊聊，“侬讲讲老早辰光哪能样子？我不大晓得，侬还有的记忆伐？”

爷叔语焉不详地说：“旧社会辰光就是阿拉几家人家，后头都是草棚、烂泥。其他人都是后头过来的。附近这一片都是私房，后来那边盖了几幢公房。”

当我们问起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他表示，因为自家在抗战时期也出去逃难，所以都能理解战后那批难民。他们逐渐融入，成为了新上海人。然而说到改革开放后来的那批苏北人，他们皱起了眉头。

祝惠英说：“好像有点不大适意了，弄了龌龊得要死。”

“老早开门睏觉，现在开门，房间里的东西要被偷脱了。”爷叔说。

正因为如此，七八年前，几户人家集资把门前的篱笆换成了铁门。

对他们而言，这道铁门不仅仅阻隔事故，也似乎意味着地域、年代的分野、对一种生活态度的坚持。

“我们家门风很好的，很善意对人家。”祝惠英提起自家的传统，自豪感油然而生。据她说，十几年前，对面安徽人的孩子烫伤，看不起病，老一辈就收留孩子在家养病多日，并出钱赞助。平日里若有多余的小菜或衣服，他们都会想着送给这些外地邻居。

祝惠英对婆家的门风并行不悖，也与她从大家庭成长的经历有关。

她从小也在类似的大房子里长大，家中兄弟姊妹7个。父母素来教育小辈，做人要大度，不好斤斤计较。无论是在农场下乡，还是在铁路工作，祝惠英都树立了办事大方又积极的口碑。

祝惠英的双亲去世得早，兄弟姐妹都各自成家，因而她嫁入叶家后，处处以婆家为重，对婆婆言听计从。家中凡有往来亲友，她都卖力买汏烧，张罗招待。丈夫去世后，外甥女对她说：“舅妈，侬对得起娘舅。阿拉记得老清爽的，侬吃在后头，做在前头。”

退休后，她将为大家庭操持的用心扩展到了社区，欣然应邀参与社区治理。时时以主人自居，督促居民的行为。对于自己的劳动，她的态度很坦然，“应该这样的。人在社区当中，不能事体做不来，举手之劳呀。”

走出守护着这几户老宅的铁门，雨仍然没有停，打着伞走在小路中，好比是遁入了一个黑越越的迷宫。蜘蛛网一样铺展开来的黑色电线和旁逸斜出的脚手架将这方灰蓝切割成许多不规则的几何形状，还有更多无法分辨的旁逸斜出的结构遮蔽视线。

直到拐回主路，视野才稍许开阔起来。稍稍抬眼，只见几幢崭新而规整的高层商品房正在咫尺之遥，在其俯视之下，这片灰蒙蒙的积木般错落的房屋显得随意。

然而，听闻了那些历史和人情，这片灰白不觉厚重了几分。

蒋家浜是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副系主任范文兵老师持续关注的城市更新领域当中的一个类型，其关注点在于老城居民在城市更新中居住形态的变化。他指出：“蒋家浜属于类棚户区，不是里弄。这里面包含了复杂的产权、权属关系。其居住条件维持在十几年以前的状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资本对其进行完全拆除建新，而自身进行翻新改造的公共资源又比较匮乏，这种老旧居住社区在上海虽不多见，但全市类似的零星社区加起来，影响到的居民数目也不能算少。我们对类似社区进行调研与分析之后，认为在这种僵持阶段，期望在政策上能够开一个口子，能够对老百姓的非正规加建给予合法性地位。另外，也希望能够充分发挥社区治理。让他们在旧城老旧居住区维持现状的的过程中，更有尊严、更舒适地生活。”

(特别感谢西天中土2016SAME-SAME  中印城市研究工作坊，以及中印双方学员为本次报道提供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