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陆铭：南北经济差距被夸大了

各地统计局发布的城市经济三季报陆续出炉，综合数据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席位，排名第11，北京成为唯一留在前十榜单里的北方的城市。

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有六个在北方。逐渐地，哈尔滨、青岛、大连、沈阳都掉出了十强榜单，最近几年，北方城市中只剩下了北京和天津，此次三季度的GDP数据公布，天津也掉出了十强榜单，这引发了关于南北城市差距的热烈讨论，“北方失守”“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声音层出不穷。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则认为：南北差距被夸大了。所谓的南北差距，不过是沿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如果将前十名单中的沿长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再把临近上海的杭州和苏州也去掉，就能很容易发现，南北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陆铭认为，在大船时代，长江是中国唯一一条能够走大船的河流。北方天津以北的港口冬天结冰，而且缺乏内河航运，难以产生制造业的腹地。而在大船时代，珠江流域也仅仅珠江口几个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为了证明经济发展与港口之间的关联，陆铭将2015年一些地级市GDP总量与这些地级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进行建模分析，得出结论：一个地方距离沿海大港口的远近，对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离大港口越远的城市，它的GDP规模就越小。而就到大港口的距离这一个变量，对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 GDP规模的解释力达到39%。他认为，这还是在国家大力扶持内地发展的情况下，地理因素仍然显示出了对经济集聚的强大作用。所以南北差距的实质是，全球化进程中，因为区域港口条件和航运能力差异所带来的发展之间的差距。

【对话】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南北城市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陆铭：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放在整个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格局里面看。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是在1994年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在1994年发生了两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

一是中国的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明显贬值，中国就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出口竞争力。从数据上看，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贸的顺差逐渐扩大。

二是1994年前后，中国告别所谓“短缺时代”，标志性事件就是把粮票取消了。粮票的取消使得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相对来说变得比较容易，便于农民工进城务工。

这两件事促成了国内劳动力和国际资本的结合，而且它是面向出口的，中国的国际贸易开始发展。

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依靠海运，因为海上运输的成本要远低于陆上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不仅是成本，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分别是欧洲、美国和日本，但只有跟欧洲才有陆上运输线。而且欧亚大陆桥的打通，中欧班列的开通，都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而且中欧班列目前由政府补贴，从中国往国外的这个中欧班列是满厢的，但从欧洲回来的车大量是空的。这也说明了大部分企业的选择还是选海上运输，因为成本低。

而就海运来说，东南沿海具有很大优势。首先是海港条件，北方的海港从天津往北，冬天是会结冰的，不结冰的海港又缺乏内河航运。我们一般认为，形成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海港最好是跟内河航运配合的。而长江的优势就在于此，长江流域都是大船可以通航的，尤其是长江的下游，我一直将它比喻成一片海。而且随着这些年黄金水道的疏通，长江下游的大船航运能力大幅度加强。所以，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国际投资要进入中国时，会首选运输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这意味着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业腹地是非常大的。

中国发展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相比北方，南方就有比较优势，所以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往南迁移。所以，所谓的南北差距，实际上是沿长江、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差距。

经济观察报：除了地理因素，有些观点认为，南北差距是市场化程度、营商环境和观念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陆铭：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与其说是原因，我更加愿意把它们看作是国际贸易下港口条件差异和城市路径依赖发展后带来的结果。

比如，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差时，从现象上看，会觉得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势头不够好，可能民营经济比较弱，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民营经济本身就会选择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方去。条件不好，可能就不去了。我们看的结果好像是一个地方民营经济比较弱，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但这些都是连带的后果，导致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异。

举例来说，上海的国有经济实力是非常强的，上海有1/3的GDP来自于国有企业。而上海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也是非常强的，国有经济份额占比非常大。上海近年也在不断反思，上海的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为什么一直不够好。但我们仍然看到了上海发展得很好。

所以我不能说那些观念思想、民营经济强弱不是原因，但是在我看来，它们更加可能是个结果。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以发展内需为主，港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不会减弱？

陆铭：不会，港口还是重要的，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对其他服务于内需的地区和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港口依然是重要的。

第一个原因在于，内外双循环，不是不要外循环，我们还是要坚持世界工厂的地位，那么沿海地区的港口优势就是仍然存在的。

第二，城市的发展有一个路径依赖性，城市在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会使得哪怕这些城市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仍然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全世界的城市去看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制造业现在在国际贸易里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么重要了，比如伦敦、东京、纽约，在国家曾经发展制造业的时候，这些大城市都是港口城市，但现在都不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国际贸易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会影响到这个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时，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格局。所以港口造成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会长期存在的。

经济观察报：面对南北差距，北方的城市需要做什么？

陆铭：我认为，首先，各个地方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我强调港口的重要性或者靠近港口的重要性，是基于绝大多数制造业的产品，特别是国际贸易的产品，但有些产品是服务于国内需求的，不一定要走海运，可以通过陆路运输，像软件业、文化产业、旅游，还包括像山东省、东北地区的一些产业，依靠自然资源也不需要受制于港口条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发展的条件，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走港口的产业向港口条件好的地方集聚，远离港口的城市就去发展不需要借助于港口的产业，服务于中国国内市场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国家在统一的市场里应该形成的区域间有效分工的发展格局。我们在考虑中国城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时，需要把它放到整个全球化以及工业化格局的大背景下去考虑。

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相对远离港口、航运条件差的地方，人口可以适度地流出，去获得那些自然地理条件、港口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的发展机会。

从世界上看，发达国家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口也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均GDP是均等化的。而中国目前的人口集中程度比经济的集中程度要小，这就造成了经济往少数地区集中了，但人口集中没跟上，那么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就大了。

所以未来，在经济规模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经济向少数地区集中，如果人口也能同步集中，那么地区之间的人均差距就可以缩小，逐渐走向发达国家状态。

这里我就要指出一个关于“平衡”的理解上的巨大误区，平衡并不是指经济发展的总量一样。经济的现代化需要我们承认各个地方条件的差异，经济发展里有一个规模经济效应，经济在少数地区集中是正常现象。

而一个国家应该通过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且为它创造流动的条件，让劳动力到这个国家发展条件最好的地方去就业、居住，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统一市场，发挥各个地方在经济发展当中比较优势的最佳举措。